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

聂树斌与王书金谁是真凶?

聂树斌与王书金谁是真凶?
《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》石三生 九州评论·之三百一十四

政法委时代,中国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,政府草菅人命的事故不绝于耳。为此,石三生曾经写过一篇《周永康主管政法委五年断不了一个案》予以歌颂。

1994年,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,18年后搅的天翻地覆。与1998年发生在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非常相似:同样是没有直接证据,聂树斌与赵作海分别以自己的供述获死刑。所不同的是,河南的法院毕竟是做贼心虚,只判赵作海死刑,缓期两年;而河北的法院却恐夜长梦多,从严、从快给聂树斌来了个斩立决。

回顾聂树斌强奸杀人案,即使没有王书金的出现,也是经不起推敲的。仅从2007112日新华网转载黑龙江新闻网的一篇《聂树斌案绝处逢生 真凶临死前替死者洗冤》的报道中,也可一窥石家庄警方在查办康某被害案时的荒唐:

报道引用了法院认定的聂树斌的犯罪事实,说:“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颈部,致康窒息死亡。石家庄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,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康某的犯罪经过,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葬被害人衣物的地点,与警方现场勘查一致。”

从法院描绘的犯罪事实看,聂树斌作案时无疑是相当凶残、不计后果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的。他将受害者的衣服异地掩埋,一定是为了销赃灭迹。既然如此,他却将自己的花上衣留在受害者的脖子上,难道是为了故意给警察留下破案线索?或者,他是在挑衅石家庄警方的智商?

十年后冒出来的王书金自首案就更是云里雾里、破绽堪称弱智,比如前述报道中说:“一位看到过公安卷的人士告诉记者,王书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他交代当年杀害康某的一些细节,甚至是一串钥匙的摆放位置,都与现场勘查高度吻合。”真如此,王书金为何连作案时间都记不清楚呢?

王书金自首说:“我掐她脖子,掐得她不吭声了,我就拽着她两个胳膊,拽到玉米地里边,往里面拽了一段,但是不远,记不清。玉米太高,拽到里边,我看她不动,我赶紧跑出去,把自行车又给推到玉米地里边。我发现她又坐起来了,我又把她按倒,继续掐她…”(中央电视台《法治在线》)。
依照王书金的描述,他是将昏迷的康某拖进了玉米地。果然如此,拖拽的过程中,横穿垄沟时肯定会抿倒许多玉米。在康家人报案后,寻人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人发现作案现场一片狼藉吗?
此案更为蹊跷的,不但如此明显的作案现场直到8天后才被发现,被害者康某还是一个习武之人。无论是河北法院认定的作案时间,还是王书金自首的中午,皆是上下班的高峰期。这个时间段选择一个习武的女子下手,如何能保证一击而中?又如何保证行凶时不被反制呢?
结合报道说警方是根据群众举报将聂树斌抓获,而聂树斌又是远在鹿泉的一个工人。他平生第一次作案就选择了省会,并且很不幸地选中了一个习武的女人下手。扒走受害者的衣服异地掩埋,却又诡异地留下了自己的花上衣供警方破案。此案果然是聂树斌所为,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很幸运又很愚蠢的人。
政法委时代的中国,竟是如此诡异。想必就是狄仁杰、包拯重生,也奈何不得吧?

【石三生 2013630日星期日 13:55 梦之国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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